来源：微信公众号“豫园探天”（ID：）
11月4日，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此访是疫情发生后欧洲领导人首次访华。
离开时，肖尔茨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表示“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对西方噪音的积极回应。
其实这些噪音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在中德这两个东西方大国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插曲。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50年前中德建交时，德国想必知道面对的是一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亟待开发。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建交后看到的机遇。德国也不例外。
几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感受到竞争和所谓威胁，一些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地将意识形态置于其他问题之上，只因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快速发展。
这时候，一些国家选择拉帮结派打压遏制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想方设法与中国互动，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舒尔茨时强调的那样，50年的历史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大方向两国关系的基调不会偏离，步伐不会改变。会顺利的。
中德同为制造大国的代表，能够超越所谓的“竞争叙事”，无疑为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探索出了一条启迪互动的路径。
此次，肖尔茨率领由12家德国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华。
德国一家知名汽车品牌也在榜单上。
德国知名汽车品牌与中国的渊源，是中德产业互动的一个缩影。
2022年，德国知名汽车品牌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车企的崛起，它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中德建交不久，品牌就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国家——如果能拿下中国市场，就有机会与日本品牌一较高下。
彼时，工业基础初步确立的中国，刚刚吹响开放的号角。中国迫切需要引进国外技术、资金和生产设备来促进经济发展。
汽车是当时的重点产业之一。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集成研究室主任蒋飞涛介绍，一辆汽车有数万个零部件，其生产链条非常长，几乎涵盖了包括冶金在内的所有制造环节、电子产品和化学品。因此，汽车产业的发展将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
然而，当中国向全球几大车企发出合作信号时，并未得到正面回应。
一方面，美国车企和日本车企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他们很难从心底认同中国模式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不仅是意识形态偏见造成的，也是西方国家推进全球化道路的结果。
中国对外探索的时机恰逢新自由主义和“去工业化”在全球兴起。美国是主要推动力量，不断倡导“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政府无法控制价格，而必须由市场自行形成和决定，加速了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内外市场的自由流动。
美国的金融资本无孔不入地控制着别国的实体产业，攫取了巨额利润。
当时，中国希望通过中西合作，推动国内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推动国外汽车国产化，进而为自主品牌的研发和培育做准备。
西方国家没有多少耐心，甚至冷笑。
蒋飞涛说，当时发达国家只会将家电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属于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
当时的德国并没有效仿美国，盲目选择由实走虚的道路，而是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制造业。这与德国一直延续的经济政策有关：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一句在德国影响深远的名言——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德国选择了一条工业立国之路。
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德国制造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在国际上有所突破。德国知名汽车品牌务实，愿意与中国合作。
虽然双方都心甘情愿，但合作的过程却比想象中痛苦的多。
由于没有生产线，最初，中国只能做组装工作。正是这条简单的流水线，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
我国汽车制造已逐步从粗放式手工打板生产向流水线标准化生产转变。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汽车行业。
根据合作协议，中德合资生产某品牌汽车。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合资企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也是在中德合作的推动下，中国出台了《合资企业法》。
以汽车工业为试点德国楼宇自控品牌，1983年，我国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
提供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方式引进我国空白技术。
外资的引进也让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快车道。
随着合资品牌汽车国产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汽车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带动了我国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帮助德国某知名汽车品牌成为全球汽车销量第一。
德国知名汽车品牌合资建厂的故事，只是中德合作的一个缩影。德国企业为进入中国市场，以务实的态度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
姜飞涛说：“中德合作已经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
一方面，中国巨大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培育出完整的产业体系。由此产生的集群效应可以降低零部件成本，有利于德国企业。
另一方面，与德国的合作提高了中国的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将提升中国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合作模式一直在良性循环，也引起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效仿。
然而，这种良性循环在2008年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去工业化”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认识——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率先走出衰退。
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各国纷纷出台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
然而，产业回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现实矛盾更加突出——伴随着产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将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领域与发达国家发生追赶和竞争。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渲染“脱钩”论调，打压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这自然也对德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商界曾发表报告称，中国“竞争的因素越来越多”。
一些杂音渐渐浮出水面，中德产业合作走到了十字路口。
2014年，一次访问带来了转机。
此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德。两国领导人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称，中德应尽快制定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的行动计划。
此访6个多月后，中德签署联合纲要，明确表示德方欢迎扩大中欧陆路贸易通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亚欧大陆，为中德产业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德国与中亚、东亚等地的联系。这些地方成为德国工业新的原材料和生产地，进一步降低了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同时，连接将拉近产地与市场的距离。
这一点的明显体现就是德国的很多城市都迸发出了更多的活力。汉堡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时任汉堡市长的舒尔茨访问上海时提到，汉堡港三分之一的吞吐量要么来自中国，要么被运往中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中欧班列的不断增加，汉堡港不仅成为德国首屈一指的铁路货运枢纽，也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海铁联运港口欧洲。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中枢”作用。从中欧班列来看，近80%的货物将集中在德国的几个城市，再由德国分拨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大大提升了德国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德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
所有这些变化都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当一些西方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意图通过打压获得本国制造业优势时，中德两国并没有陷入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而是将彼此的需求重新耦合起来，以期更开放的态度，连接更多的发展空间，创造新的机遇。
这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但很快，世纪巨变和世纪疫病交织在一起，动荡多变的世界形势给中德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率先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当国内通胀高企时，激进的加息进程就开始了。
在释放和收割之间，美元又开始“收割”世界。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欧洲成了最先被“收割”的对象。
德国也注定失败。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和持续的资本外流已经开始损害德国经济的根基——制造业。
德国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滑，远低于市场预期。
制造业下滑不仅会带来失业率，还会带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外流等一系列伤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就在舒尔茨访华之前，中国企业在汉堡港投资。针对这笔交易，德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
但中国企业入港，对于提升汉堡港的竞争力，保障德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这正是德国政府克服所有反对意见并批准该交易的原因。
而这正是中德合作的背景——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爆发、美联储加息后，西方国家的资本纷纷出逃，不过是收割套利的工具。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在夸大“泛安全”的叙事，唯恐欧洲不乱。
一些国家打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旗号开始脱钩、断链。德国国内也有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声音。但中德企业的合作与这些言论形成鲜明对比。
就在舒尔茨访华前不久，一家中国公司启动了在匈牙利建设新工厂的项目。该工厂为欧洲汽车制造商生产电池和其他模块产品。
离这家工厂不远的地方，是一家在匈牙利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德国知名汽车品牌的工厂。中国和德国的两家工厂就近完成组装，然后销往欧洲市场。
匈牙利是欧洲汽车工业的中心之一
今年6月，欧盟达成共识，从2035年起停止在欧盟销售新燃油车。
这给德国汽车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此前，作为汽车业的传统强国，德国的转型并不及时。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本身，还是汽车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软件化，德国企业都存在相当大的短板。
而中国企业正好可以弥补这样的短板。
在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闫斯看来，过去，德国企业带来的更多是技术和知识。现在，德国企业需要搞清楚哪些方面可以向中国企业学习，哪些技术和领域是中国企业领先的。
如果说中德合资品牌汽车代表“过去”，那么新能源汽车就代表“现在”。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种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时，闫斯表示，世界上处处存在竞争，而竞争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共同发展进步，真正通过共同塑造世界。进步。未来。
中国的5G、软件、电池等，加上德国的汽车制造优势，中德两国在新能源转型中共同发展。
汽车的例子在中德合作的其他领域也同样上演。
中德合作不陷入零和博弈，而是在充分考虑彼此发展阶段的同时，本着建设性态度追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是中德关系能够成为大国典范的原因之一。
在会见舒尔茨时，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个观点：
政治家要坦然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要勇敢改变能改变的事情，要用智慧辨别不同。
50年前，中德两国领导人以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开启了中德互利共赢合作的历史。
50年后，中德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双方要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等因素干扰，继续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德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德两国，也有利于世界。